耿飚回忆长征途中红四团湘江血战，在枪林弹雨中救出负伤杨成武

湘江血战

中央军委把渡湘江地点选在界首和凤凰嘴之间。命令一军团从右翼，三军团从左翼，八、九军团等殿后，前后左右共同掩护中央纵队渡江。

我们一军团本来的部署是，由一师作左前锋，二师为右前锋，同时抢占界首(左翼)和全州(右翼)。但是，当我们从道县出发，经文市向湘江前进时，一师尚滞留在潇水西岸，与五军团一道对付周浑元的尾追部队;因此，一师的部队就只有二团随一军团本部前进，一团和三团，继续留下防守。

这样，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便临时调整部署，把本来由两个师完成的任务，全部交给了二师。林彪交代任务时说，兵贵神速，不能等，由你们四团先把左翼的界首阵地抢下来，然后再向右翼全州方向归还二师建制。他又与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重新协调了两个军团的行动。决定:我们团占领界首后，将阵地移交给三军团六师，而一军团一师在完成潇水阻击后，向全州归还一军团建制。

由于我团身兼一“左”一“右”的前卫任务，受领任务后，我们便提早出发，去抢界首。部队基本上是直线行进，径取界首，有大路就走大路，没有大路就走小路，连小路也找不到的时候，我们就爬山。当时敌人在沿线尚未布防，零星“民团”与我们构不成实质性战斗，因此，我们对部队的要求只有一个字:“快”。因为只有快，先敌到达并占领界首，才能造成以逸待劳的主动态势。

当我们马不停蹄来到界首东面的湘江边上，涉水过江，进入界首地区，奔上湘桂公路时，与敌人派出的尖兵仅有十里之隔。

大概敌人发现了我们这支突然“冒出来”的部队，远远地用号声与我们联络。我立即下令隐蔽。全团人员“唰”一下就进入公路旁的丛林、路沟里，刚才那支“长龙”一下子就不见了。

我与杨成武、李英华伏在一丛茶籽树后面，正研究伏击方案。远远听到三军团六师与我们联络的号声，显然他们在寻找我们的位置。我说:“且不用回答，等战斗一打响，他们就找到了。”因为我们如果回答他们，则会暴露目标。

从正面沿公路开来的是敌桂系夏威部。显然，他们从尖兵的报告和号声中，已经料到前面有了我军的部队。但是，夏威是广西军阀主力，仗着武器精良，目中无人，只是摆开了一个战斗队形，仍然沿公路向界首运动，妄图一鼓作气，抢占界首。很快，其前卫团就进入我们的火力范围。

“打!’’我下令。

敌人被突然的射击打乱了营，一部分兵力伏在死尸旁盲目还击，更多的是向后退却。敌人大队本来是以急行军开进的，被前卫的溃逃兵力一压，搞得一发不可收拾，公路及沿线的水田里，挤满了一团乱军。我便下令吹冲锋号，一是趁敌人立足未稳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二是告知三军团六师，我们的位置在这里。

一个冲锋，敌全线溃败，丢下几百具尸体四散逃逸。这场战斗我们仅有一个排长负了点轻伤。当战士们互相评比着战利品的时候，气氛十分轻松。团部的通信员们还专门从敌人军官的提箱里缴获了几盒“白金龙”香烟交给我。由于连续行军作战，我一直只能抽点土烟过“瘾”，这下，算开了荤。

正当我们占领了界首后打扫战场、与六师交接阵地的时候，陈光师长派骑兵通信员飞马赶到了。他滚鞍下马，气喘吁吁地送来一封十万火急的命令。

我们就站在公路上看命令，还没看到一半，杨成武同志就惊讶地说:“问题严重了。”

命令说，五团占领全州的任务未能实现，该城已被湘敌刘建绪部抢走，我们一军团改在距全州十六公里的鲁班桥、脚山铺一线布防，扼住湘桂公路的咽喉，阻击全州之敌。命令是军团下达的，师长在命令上附了一句:“星夜赶到。陈。十一月二十八日。”

我们连晚饭都来不及吃，顺湘江旁的公路向北奔跑。沿途，不断见到我军护卫部队正在占领各个要点。从界首到屏山渡的六十华里地段，已被我军控制。在这段距离上，甚至有几处浅水区，完全可以涉渡，如果中央纵队采用轻装行军，一天即可到达并比较平安地渡江。但是，这个时机被错过了。

这就使阻击部队不得不以血的代价，换取渡江的时间，从十一月二十七日起，左翼的三军团已经与桂军交火。白崇禧把他的部队共五个师先后开回灌阳、兴安、新好一线，并叫喊要“把共军消灭于湘江之东”。在右翼，刘建绪的四个师已经进至全州，薛岳的四个师也调至黄沙河。在我们的背后，蒋介石嫡系周浑元部和李云杰部共六个师，则从红军背后拉网似地兜过来，造成了围追堵截的态势。

白崇禧得知红军无意入桂，只是要渡江西去，便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将他的正规军重新调至广西境内，只留下一些民团。看样子，他只是想“保境”，对于红军入湘，则采取观望姿态。但红军入湘，对刘建绪不利，于是，该敌就以四个师的兵力，从全州倾巢而出，向我脚山铺阵地猛攻。

我们赶到觉山时，天刚蒙蒙亮。陈光师长正焦急地等待在公路上，远远地向我们挥手示意，不等我们到达面前，就跑步引导着、带我们进入公路两侧的阵地。我便命令兰营向左，由李英华同志指挥;二营向右，由杨成武同志率领;一营跟我在一起，摆在公路转弯处迎面的山城上，布置成一个凹形的防御阵地。

战士们十分疲劳，有的刚做完工事，趴在掩体上就睡着了。我与杨成武、李英华同志吃了点炒米，便到阵地周围察看地形、

觉山是脚山铺附近一些小山的统称。这些小山包孤零零地互不相连，我们守的这个地方叫做“怀中抱子岭”，还有“美女梳头岭”、“尖峰岭”、“黄帝岭’，、“米花山”等。红五团在我们到达之前，已经在尖峰岭与敌人激战半天，将企图抢占脚山铺的敌人击退。

我们刚刚布置好阵地，敌人便开始攻击了。清脆的防空枪声打破了冬晨清冷的寂静。十多架敌机每三架一组，黑鸦鸦地低空向我军阵地飞来，穿梭似地发起扫射轰炸，重磅炸弹爆炸的气浪，震得我们耳鼓轰响，站都站不稳。翻卷的烟尘使人窒息，树木上弹痕累累，残枝断叶乱飞乱舞，树干被炸中后，立即纷纷扬扬落下一地劈柴。飞机倾泻完炸弹，对面山上敌人的大炮又开始轰击。一排一排的炮弹把觉山阵地又重新覆盖了一遍。炸断的树木枝叶一层层地落在我们的掩体上，把人都埋住了。

炮击一过，我们便从树枝堆里钻出来，修复工事，准备迎敌。

李英华同志爬过来，向我报告了一下伤亡情况。接着，杨成武同志带领二营跃入战位，并挨个嘱咐战士们:靠近了打。

敌人靠近了，黑鸦鸦的一大片，像蚂蚁搬家似地，向山坡上爬来，还砰砰叭叭地盲目射击着。他们看看我们没有反应，便以为全被飞机大炮打死了，督战指挥官先直起腰来，接着，士兵也停止了射击，肆无忌惮地向山上攀登。

敌人完全进入射程，我扣动板机，撂倒一个敌兵，大喊一声:“打!”

各种武器吐出了愤怒的火舌，敌人丢下一大片死尸，滚下山去。稍作调整后，敌人补充了更大的兵力向山上冲锋。

这样三个回合之后，我们乘胜发起反冲锋，把敌人赶得远远的，又从他们的死尸上拣回弹药。

刘建绪孤注一掷，重新组织空袭和炮击。恶毒的敌人使用了燃烧弹，凝固汽油溅得满山都是，被炸碎的树木燃烧起来，我们只能在火海里激战。到晚上，敌人尸体越积越多。又一次羊群式冲锋开始后，我估计敌人这一天的发作该差不多了，便下令把敌人放近，一阵手榴弹猛炸之后，左右两翼发起反冲击，把残敌彻底赶出我们的防区。

这次出击的效果很理想。敌人因天色已黑，无法重新组织进攻，就退守全州。出击部队从树丛里、水沟里，抓了不少俘虏。这都是进攻中溜出战线的敌人士兵，准备躲过战斗后，趁黑夜逃跑的。

在审问这些散兵游勇后，我们得出一个看法:敌人在我正面投入的兵力，不是原先通报的三个团，而是起码五个团，并且，俘虏供认，敌人的后续部队正沿湘桂公路源源开来，除刘建绪部外，薛岳部也进入可以向我发起攻击的地域。

我们把这一情况，立即向师部和军团作了紧急报告。

这夜，邻近几个山头不时爆发出枪声和爆炸声。我们知道，这是敌我的试探性接触。这些战斗很快就停止了。这说明双方形成对峙，预示着明天将有更大的战斗。半夜时分，我的疟疾又发作一次，一阵猛烈的高烧和寒战过后，双腿虚弱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连蹲也不能蹲，只好坐在指挥所的地上。

师里连续发下好几个通报，告诉我们，当面之敌的确切兵力是九个团。而后来我们知道，那次我们阻击的实际上是整整十五个团。

天刚拂晓，敌人那边人喊马嘶，又开始了行动。我与杨成武同志对部队进行了再动员，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。这时，红一师急行军赶来，在我们左侧进入阵地。看上去，部队十分疲劳，有些同志一站住就睡着了。军团长林彪和聂荣臻政委带着一部电台，指挥他们占领米花山、怀中抱子岭一线。他们的后卫还没完全进入阵地，敌人的炮击就开始了。

三十日的战斗，更是空前激烈。敌人新增加的山炮、飞机，对我军阵地的狂轰滥炸更加密集。原先修好的工事，被炸得支离破碎。我们团的基本指挥所已经找不到合适位置，只能根据炮弹或炸弹落下的声音，作跳跃式移动，从这个弹坑跳到那个弹坑。但是总的来说，地形对我们有利，只要敌人炮火一停，战士们就从灰土里、树丛里跳出来向敌人孟烈冲锋..............

不久，一师主动向怀中抱子岭收拢，放弃了美女梳头岭，我们二师的阵地右翼，一下子成了火线。

敌人的后续部队源源开来，我们右翼五团阵地的几个小山头，相继停止了枪声----战士们全部阵亡。敌人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，向我师的主阵地压过来。这时，守卫尖峰岭的五团，已经放弃了第一、第二道工事，退到山顶上最后一道工事里拚死阻击。敌人便调整了一下部署，重点攻击五团阵地尖峰岭。尖峰岭只有两个连队，由五团政委易荡平率领阻击。激战中，易荡平同志身负重伤，眼看敌人已扑上来，大叫抓活的，他便命令警卫员给自己补一枪，警卫员泪如泉涌，不忍下手。他夺过枪，实现了誓死不当俘虏的誓言。

尖峰岭失守，我们处于三面包围之中。敌人直接从我侧翼的公路上，以宽大正面展开突击。我团一营与敌人撕杀成一团，本来正在阵地中间的团指挥所，成了前沿。七八个敌兵利用一道土坎作掩体，直接窜到了指挥所前面，我组织团部人员猛甩手榴弹，打退一批又钻出一批。警卫员杨力一边用身体护住我，一边向敌人射击，连声叫我快走。我大喊一声:“拿马刀来l’’率领他们扑过去格斗。收拾完这股敌人(约一个排)后，我的全身完全成了血浆，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干呕。

就在一营阵地危急的时候，正在二营指挥战斗的杨成武同志见情况不妙，急率通信排从公路右侧向这边增援。当时敌我兵力相交，因此他陷入层层重围。一颗流弹击中他的右膝盖，血流如注。敌兵一见，立即从四处围过来，疯狂地喊“抓活的”。赶来救援的战士也负了伤，杨成武同志只好就地用短枪还击。

幸好，这时五团的部分人员已经被压进了我们的战斗分界线里。五团五连指导员一陈坊仁，一见杨成武负伤，他顾不得自己正在敌人火网卞突围，梗组织火力拚死封锁包围杨成武的敌人。我团二营副营长黄古文同志见状，也立即组织营救。他连续派出三名战士，都中弹倒下。最后，他愤怒得眼都红了，亲自滚进火网，向杨政委靠拢，把他营救到五连的同志身后。

救出杨成武同志后，刚才围上来的敌人一下子成了我们集中歼灭的目标。几挺机枪从两面一阵猛扫，肃清了这股敌人。

杨成武同志负伤后，我们团连副担架都没有，因为伤员太多。幸好团部书记匡汉谋在路上截住一副五团的担架，才把他从火线上撤下来。

当李英华同志向我报告杨成武同志负伤的消息时，我心急如焚，一方面是担心政委的伤势，一方面是为我团大战之中折将而忧虑。我们两人自从藤田改编，并肩指挥战斗以来，总是配合默契，得心应手，一次次的恶仗、险仗，都被我们闯了过来。现在正是决定红军命运关头的时候，我们前卫团却突然失去了政委，这对下一步战斗是多大的损失啊。但是，现在急也无用，得赶快把政委送到后方。于是，我把骡子和马夫以及衣服等都送给他去后方休养。

这时，陈光师长也冲到我们阵地上，指示我们且战且退，向黄帝岭收拢。师长说，退守是为了更好地拖住敌人，已经命令全师最后的预备队投入战斗。我问:中央纵队渡江现在怎么样了?他说，才渡过一半。

看来，这场血战还得继续下去。

我与李英华同志把部队分成三批，交替掩护着向后收拢。这时，全团伤亡三分之一，战斗力损耗很大，每坚持一分钟，都得付出血的代价。

军团指挥部也混在阵地之中了。因为前一分钟还是后方，过一会儿就成了前沿。林彪、聂荣臻、左权等指挥员，带着一部电台，干脆就把军委命令直接下达到靠他们近的团、营、连。他们守在译电员身边，往往我们一封来电还没全部翻译出来，他们就已经下达第二道命令了。这些电报无不冠以“十万火急”、“万万火急”，无一不要求我们“全力阻击”、“保证时间”。

在我们退守黄帝岭时，一师也只留有一个怀中抱子岭了。我们两师中间，完全被敌人隔断。敌人占领几个山头后，更加猖撅，以重赏组织了敢死队，与我们展开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拚杀。

实话说，当时的战斗情况，已经无法回忆出确切的层次。因为敌人太多，几乎是十倍二十倍于我。我们四团和五团退下来的部队以及六团上来的预备队，完全失去了建制。

反正大家只有一个心思:见敌人就打!我们团指挥所已经没有具体位置了，跟在我身边的只有警卫员杨力、通信部主任潘峰两人。我们基本上是围着山头转，见几个战士或一挺机枪，便下令“往这边打!”“往右突!’’战士们也仅仅从我背的一个图袋上，辨认出我是指挥员。大家都是衣服槛褛、蓬头垢面，眉毛头发都被烟熏火燎过，只有两个白眼球还算干净。

在半山腰的一堆乱石后，我们遇到一挺重机枪，副封手浑身是血，看样子伤得不轻，只能躺着辅助射击正射手看到我们，边对敌开火边喊:“你们快一点，往东边去!”我一楞，往东边去干什么?他说是团长的命令。仔细一看，原来他是五团的，杀红眼了，连人都认不出来了。

我对他说，东边已经由我们团顶住了，你们就在这里坚持，我去叫援兵。他这才认出我来。我们走后不久，那地方落下一排炮弹，从此，我再也没见到这位好同志。

黄帝岭终于守住了。晚上，师部令我们突围。此时一师已经撤出，我们成了孤军。师长通知我们团殿后。等我们团最后撤出黄帝岭时，我留下的一个掩护排被打散了，几天后才陆续归队。

我们撤到珠兰铺、白沙一线，构成第二道阻击阵地。林彪与聂荣臻给军委发了一封电报，直接发给朱德同志。电报恳求“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，星夜兼程过河。”半夜，朱德同志下达紧急命令，要求我们“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，保持在我们手中。”凌晨三点，又以中央局、军委、总政的名义，给一、三军团下达了保证执行命令的指令:

一日战斗，关系我野战军全部。西进胜利，则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，退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截断。我一、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洽部，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，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。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。我们不为胜利者，即为战效者。胜负关系全局，人人要奋起作战的全部勇气，不顾‘切牺牲，克服疲惫现象，以坚决的打击，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’务，保证军委一号一’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，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，消灭敌人进攻部队，开辟西进的道路，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，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。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，向着火线上去。

这封电报措词严厉又满怀着期望。从接到电报到清晨，所有一线部队都在按照要求准备战斗。

十二月一日早晨是个清冷的早晨，银霜一遍地，寒风料峭。我的疟疾刚刚发作过去，正披着一床毯子在各连阵地上检查工事，敌人的进攻就开始了。先是敌机轰炸，继而集团进攻。开始，敌人猛攻一师三团阵地，没有得手;便转而攻一、二师结合部。这里是我们团与一师的边界，有一条弯曲的干涸河沟，不易发扬火力，终于被敌人攻进四五里地。正当我与李英华参谋长在组织突击队，准备向入侵之敌反击时，军团保卫局长罗瑞卿同志到阵地上来了。

一因为结合部被敌突破，我们赖以依托的白沙河防线就有随时被攻进的危险。为了贯彻凌晨三时中央局、军委、总政的电报指令，军团保卫局的红色政工人员，已经组成了“执行小组”、作临阵“督战”之用。当我看到罗瑞卿局长提着大张机头的驳壳枪，带领执行小组向我们走来时，心里不由一悸:糟!

那时“左”倾路线还占统治地位，谁在作战时弯一下腰，也要被认为是“动摇”而受到审查，轻则撤职，重则杀头，这是照搬外国“经验”的恶果。在战场上，尤其是战斗失利的时候，保卫局长找上门来，大半是不妙的。

果然，罗瑞卿同志来到我面前，用驳壳枪点着我的脑袋，大声何:“西城，格老子怎么搞的?为什么丢了阵地?说!’’

“西城”是四团代号。罗瑞卿同志当时腮部有一伤口，是二次反“围剿”时在观音岩负的伤，由于愈合不好，加上他那严厉的神情，真有点“咬牙切齿”的样子。

我说:“你看嘛，全团伤亡过半，政委负伤，我这当团长的已经拚开了刺刀，敌人兵力处于绝对优势，一个团抵挡十多里的正面，结合部的失守，也是战士全部牺牲后才发生的。”

李英华同志赶紧报告:“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，一定要夺回来。”

罗瑞卿同志缓和下来，说:“四团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嘛。”

他用了信任的语调，我们才松了一口气，立即组织突击队出击。罗瑞卿同志为了缓和刚才的紧张气氛，给我一支烟，并说:“指挥战斗不要披着毯子，象什么样子嘛。”

警卫员杨力与他是熟人，赶紧把他拉到一边，诚恳地说:“罗局长，您弄错了。我们团长正在打摆子，是我给他披上的。”

罗瑞卿同志这才真正后悔了。他与我温和地谈了一会，告诉我:“红星”纵队刚刚渡过一半，阻击部队务必顶到十二时以后，才能保证大部队完全渡过。

我直言不讳地说:“每分钟都得用血换啊。”

他长长地出一口气，自语了一句“格老子!打I’’就匆匆走了。临走对杨力说:“过了江，到‘戴胡子’那里给你们团长要点药来。”

我团的突击队堵住了敌人冲进来的缺口之后，我们又组织了一个营的兵力，把突进来的那股敌人就地歼灭。战士们硬是靠拚刺刀将来势汹汹的大批敌人杀了回去。激战中，敌人飞机又到了上空，通信排要吹防空号，我说不管他，因为敌我正在拚刺刀，敌人扔炸弹，会把他们自己的人炸死。

结果敌机仍然俯冲，但投下来的不是炸弹，而是些传单，上面写了些红军如不投降、便要葬身湘江之类的鬼话。我们当然不会理睬他。

事后，我才知道罗瑞卿同志冒着火到我们阵地上来的原因。原来，那股冲进来的敌人，竟迂回到一军团指挥部来

了，当时林彪、聂荣臻、左权等指挥员正在吃早饭，开始还以为是我们自己的部队，等辨认清楚后，已经火烧眉毛了。差点让他们连二师政治部同时抄了。

接近正午时分，中央纵队才渡过湘江。我们一直掩护他们过了桂黄公路，才与一师互相交替掩护，边打边撤，经庙山、梅子岭、大湾，向西突围。在湘江渡口大路上，到处是中央纵队丢弃的印刷机、炮架、兵工厂的机器零件、一摞一摞的纸张等，真是破坛烂罐。这是一次不堪回首的转移。

湘江血战，历时五天五夜，是离开中央根据地以来打得最激烈、损失也最大的一仗。经此一仗，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，锐减为不足四万人，有的部队被整团整营地打散，还有的未能过江。教条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败，促使红军指战员考虑党的领导权问题了。